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7月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在中国，湾区经济正肩负着国家战略转型的独特使命。粤港澳大湾区以5.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了超14万亿元的经济体量，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环杭州湾、福建“六湾区”、渤海大湾区等则通过产业协作与陆海联动，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空间重组与创新策源。在此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系统性推进沿海港口群功能优化与资源整合，这既是对陆海统筹理念的深化实践，更为破解产业同质化与区域协调困境提供制度抓手。

不同于国际湾区单一的“金融”“科技”或“产业”属性，中国湾区呈现“四阶段叠加”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承载着航运、贸易、金融、制造、创新等复合功能，构成了全球罕见的复合功能湾区经济体系。这一特质既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具象化，亦对传统区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当“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治理架构、陆海统筹的生态约束、产业同质化与协调困境并存时，西方理论难以提供系统性解题思路。构建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理论体系，已成为突破学术依附性与实践瓶颈的迫切需求。

正如民法学领域从“在中国的民法”向“中国的民法”演进之艰，湾区经济研究亦需完成三重跃迁：从经验借鉴升维至理论原创，从问题应对转向范式创新，从本土叙事拓展为全球话语。其核心价值在于：一是破解中国湾区“增长中的烦恼”，如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仅2.3万美元（旧金山湾区为13万美元）背后的产业同构、创新链断裂等深层次矛盾；二是以制度型开放为实验场，提炼“一国两制”下要素跨境流动、跨域治理的原创方案；三是通过重构“湾区经济”的衡量标准与动力模型，为全球后发湾区提供工业化和数字化并行推进的中国路径。

这一理论体系建构，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扩容。它要求打破“唯GDP竞赛”的单向度评价，将制度创新、生态韧性、社会融合纳入发展范式；更需依托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与链群协同优势，在“港口群—城市群—产业群”网络演化、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空间互馈等领域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学说。

02

中国特色湾区经济核心内涵

湾区经济作为全球化时代区域发展的高级形态，其理论源流可追溯至20世纪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经典区位理论强调地理集聚对产业成本与效率的决定作用；增长极理论则聚焦“核心—边缘”结构下创新要素的极化扩散效应；创新集群理论进一步揭示了知识溢出与产业链协同的自我强化机制；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解释了湾区如何通过嵌入全球分工实现产业升级。以旧金山、纽约、东京为代表的国际湾区，分别形成了“市场主导型”与“政府引导型”两类范式：前者依赖企业自组织与风险资本驱动，后者依托产业政策与规划协调。然而，这些模式在应对区域失衡、社会分化、生态压力等系统性挑战时存在明显局限——过度依赖市场易导致创新“精英化”与产业空心化，而单向政府干预则可能抑制多元主体活力，难以适配超大尺度区域的复杂治理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原理支撑。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的创造性结合，使湾区既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又能通过公有制主体与战略规划规避资本无序扩张风险。

第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新型城镇化理论，强调空间正义与相对均衡发展，要求湾区突破行政壁垒，构建“核心带动、多点支撑、网络联动”的城市群体系。

第三，创新驱动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湾区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规则，同时通过自主创新掌控关键环节。

第四，共同富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将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内化为湾区发展的价值尺度，超越传统理论对单一经济效率的崇拜。

这些原理共同构成中国湾区经济的制度底色，也为理论创新锚定了“人民性”与“系统性”的坐标。

中国特色湾区经济核心特征体现为：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通过顶层设计协调多元主体利益；以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推动系列跨境融合等民生政策实践；以国家级海湾经济发展规划为纲领，通过港口群功能重组与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构建陆海联动的基础设施网络；依托港口整合建立国际航运规则对接平台，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新质生产力为发展引擎，依托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推动科技创新；以陆海统筹为生态基底，通过港口群绿色发展支撑可持续增长。

这一经济形态既超越西方湾区“资本至上”的逻辑，也突破了传统区域经济的行政壁垒，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韧性与优势。

03

中国特色湾区经济理论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湾区经济理论研究从认识论层面将湾区经济实践升华为系统化学说，又以自主理论反哺湾区发展实践，形成“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闭环。其建构包含三重维度：

一是逻辑起点维度。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等实践场域，提炼“四横四纵”冷链物流网络、“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等制度创新，形成解释中国湾区发展特殊规律的本土理论。

二是学科融合维度。整合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理论，构建跨学科分析框架。例如通过“深港协同创新指数”“澳资企业成长模型”等工具，量化制度差异下的协同效能。

三是全球话语维度。将“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中国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湾区发展知识模块”，为东盟与北部湾乃至国际其他湾区的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这一理论体系的终极旨归，在于打破西方对“湾区=金融资本枢纽”的单一定义，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动能、以制度为杠杆”的湾区发展新范式，使中国不仅是湾区经济的实践者，更成为全球区域发展知识的创造者与引领者。

中国湾区理论的实践基因，深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探索历程。从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到沿海城市开放，从珠三角“前店后厂”到长三角一体化，中国积累了政策试验、梯度推进、制度嫁接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深化，标志着区域发展理论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重构”跃升。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框架下，通过“硬联通”（如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重塑地理空间，通过“软联通”（如“湾区标准”、职业资格互认）打破制度隔阂，形成“中央统筹—地方协同—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多层治理架构；长三角则依托G60科创走廊与生态共保机制，探索跨域创新链与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路径。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的适用性，更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湾区治理工具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湾区经济理论体系，亟须在三大方向实现突破。

首先，治理逻辑上需阐释“党的领导—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独特协同机制。党的核心领导确保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同频，政府通过规划引导与制度供给构建竞争秩序，市场释放企业创新活力，社会组织填补公共服务缝隙，四者互嵌形成“国家能力+市场效率+社会韧性”的治理范式。

其次，制度创新上需解析“一国两制”下湾区运行的深层逻辑。如粤港澳的“规则衔接”本质是探索不同法律、货币、关税体系的“制度接口”，其经验可为全球多体制区域整合提供中国方案。

最后，目标融合上需构建涵盖“增长—公平—安全—可持续”的多维理论框架。将共同富裕内化为产业共享机制（如“飞地经济”），将绿色低碳转化为湾区供应链标准，将安全发展嵌入创新链布局（如国产替代与开放创新平衡），最终实现发展范式的人本转向。

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理论，绝非对国际范式的简单移植或排斥，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本土实践的系统性升华与对人类区域发展知识的创造性贡献。其生命力正蕴藏于这种“坚守根脉”与“拥抱变革”的辩证统一之中。

05

中国特色湾区经济发展前瞻

经过理论探索锚定、核心内涵廓清的中国特色湾区理论体系，其生机与价值在于驱动实践创新。

典型湾区案例深度解析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以“一国两制”为制度根基，在高度国际化与制度多元化的平台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协同与规则机制软联通走向深入。在创新协同方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加速布局基础科研、中试转化和产业化全链条体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中医药等多元产业发展，广州南沙突出粤港澳联合科技创新，一批高水平实验室和共性技术平台正加快形成跨境融合的创新生态。在规则衔接上，大湾区深入推进金融互联互通、职业资格互认、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型开放试点，着力破解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中央统筹、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的跨制度协同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正形成“国家战略主导、市场活力驱动、创新生态共生”的多元制度区域协同发展范本，为我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浙江大湾区/杭州湾地区依托深厚的民营经济土壤与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持续纵深推进市场活力深度激发的内生增长路径。在数字化改革引领下，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模式，加速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融合创新，涌现出如宁波舟山港“智慧物流”、绍兴“织造印染大脑”等一系列标杆实践，驱动产业智能化跃迁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共同富裕框架下，湾区不仅通过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梯队、构建全域创新创业生态增强内生动力，更以“山海协作”升级版、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机制为抓手，在“扩中提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与此同时，依托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杭州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链重构，凸显“民富为本、民企主力、创新正反馈”的内生型发展路径的蓬勃生机与制度韧性。

第三，北部湾湾区立足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支点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依托独特的陆海联动区位与绿色资源禀赋，积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的深度转化。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通道建设，加速汇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依托中马“两国双园”等国际合作平台，深化面向东盟的绿色产能合作与跨境产业链构建。目前，已形成产能的钦州绿色石化基地正向高端化集群升级，防城港也正在建设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此外，北部湾湾区还在推动沿边开放、区域协调与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形成示范，展现了“通道赋能、开放聚势、陆海统筹”的沿边沿海型湾区发展新范式。

第四，环渤海地区承载着更繁重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协同重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区域产业链重构（如构建“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格局）；同时，如何有效联动东北振兴战略，激活存量经济动能，探索重化工业基地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之路（如滨海新区临港产业升级、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成为其面临的独特挑战，也积累着重工业都市圈“新旧动能转换、跨省域联动共兴”的经验与教训。

关键领域应用指南

将凝练的规律认知注入关键发展领域，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实施指南，方能有效牵引湾区高质量发展格局塑形。

第一，产业体系升级是湾区核心动能之基，必须在保障关键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同时注重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支撑与高级化跃迁，构建“自主创新引领、基础高端并重、韧性链条保障”的世界级现代产业集群，避免结构虚化的“脱实向虚”风险。

第二，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支撑，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布局与重大原始创新的策源功能（高标准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与国家实验室体系），同时着力破除体制性障碍，激发产学研深度协同的创新网络活力，构建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导向鲜明、包容审慎监管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体系，实现基础研究策源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力、成果转化驱动力的三力协同。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规则衔接是湾区联通世界的血脉，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需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向纵深拓展（如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规则），并实质性优化具有国际竞争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重点是在尊重国情差异基础上，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系统性对接与创新性互认，主动参与甚至引领相关领域国际规则建构，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湾区模板。

第四，绿色低碳转型与生态湾区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与增长新空间，须将“双碳”目标的刚性约束全面融入产业布局、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网络，强化能源结构优化与资源循环利用；蓝色经济（海洋清洁能源、可持续渔业、生态旅游等）作为战略增长点亟须科学规划，协同推动近海生态修复与海洋产业绿色化；构建严格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机制，以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等创新指标强化绿色发展导向。

第五，优质生活圈构建与共同富裕实践是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社保）跨区域高质量均等化与便捷化衔接机制建设；特别关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入湾区战略（如都市现代农业、精品乡村旅游、特色县乡产业链配套），缩小内部发展落差，确保全体居民共享湾区繁荣的增值回报。

第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支撑各维度发展的物理与规则基础，“硬联通”聚焦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和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的智能、绿色、韧性升级；“软联通”则要求构建统一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技术标准和运营规则，特别是推动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市场规则互认、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与跨境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大幅降低区域要素流通与协调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行稳致远的底板工程，需要高度警惕并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防控外部环境剧变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强化重要领域核心技术、关键资源储备与多元化供给渠道；警惕大规模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冲击金融稳定；建立超大城市群、密集人口与产业带来的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复合风险联防联控联治机制；守住水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的生命线。唯有在这些关键领域有效应用并检验知识体系提供的方法论与工具箱，湾区蓝图方能真正落地成金。

构建政策工具箱

基于理论深化与实践反馈，构建中国特色的湾区政策供给工具箱应强化系统性、协同性、精准性三大原则。

第一，强化国家与区域层面的规划引导体系效力，推动国家级湾区战略规划、省级实施方案与重点城市行动计划的多级协同，确保战略意图纵向传导、横向衔接无碍、空间布局科学、时序部署合理，克服“规划打架”与执行碎片化；尤其需要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与规划弹性调整机制，增强对于复杂发展环境的响应能力。

第二，优化财政金融支持结构，探索建立区域协同发展的专项资金池或共同基金，构建支持湾区重大科创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跨区域项目）、绿色转型、民生改善的中长期低成本融资机制（如专项债券、开发性金融、REITs等），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未来产业种子期的财税倾斜；同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有效投资格局。

第三，创新土地海域管理，探索建立湾区全域土地统筹管理、统一调配、利益共享的新机制（如建立跨区域耕地指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平台），支持重大项目（如重大科技平台、产业基地）用地用海协调保障；探索存量用地（如旧厂区、低效园区）提质增效的复合利用政策与生态空间功能复合实现的新路径。

第四，构建更具吸引力与包容性的人才集聚生态，实施更开放的引才机制（如外籍人才签证居留便利、专业资格互认），破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如编制、社保）；打造面向港澳台及国际人才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强化面向未来产业的工程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师供给。

第五，深化区域协调机制创新，在尊重地方发展权益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湾区核心城市与腹地、不同能级城市间、陆海联动的跨行政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跨行政区的法定或实体化协调机构（如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相关专项工作组），强化其议事协调、规划推动、政策研究与争端调处职能。政策工具箱绝非静态清单，而应是一个以实践反馈持续校准的“精益政策迭代系统”，其效能评估的核心在于推动湾区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性、均衡性、安全性与全球竞争力，并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区域协同发展贡献独特智慧。

理论体系的持续创新

中国特色湾区经济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其指导实践的强大效能，更系于其持续的自我革新。当实践路径将知识体系带入现实场域接受检验并淬炼真知后，构建强大的、面向未来的保障机制便成为维系这一体系内在活力与外部辐射力的中枢神经。这是一个以系统化支撑牵引知识生产链条高效运转、促进知识成果精准转化、最终实现中国湾区发展理念与方法论全球共享的复杂工程，确保了知识体系能与时俱进地解决新问题、引领新实践、贡献新智慧。

一方面，注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理论体系的生生不息，首要植根于学科创新的沃土与代际传承的薪火。中国特色湾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单一学科提出了融合再造的挑战，呼唤建立“湾区经济学”或“湾区发展学”等交叉新兴学科。这需要在学科体系重构中强化问题导向，有机融合中国特色的制度理论（如区域协调、举国体制优势）、地缘经济政治学（如供应链节点重构、全球化新态势）、新型产业组织理论（如产业集群韧性、创新网络治理）、可持续发展科学（如绿色低碳转型、海洋生态安全）以及数字经济与管理学的前沿视角，形成支撑湾区研究的独特分析框架与方法论。与此血脉相连的是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性重塑——既需要扎根中华大地、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与发展任务，又必须具备放眼全球的广阔视野，能够洞察世界湾区动态与国际规则变迁；既要掌握驾驭宏观数据、解析复杂模型的定量分析硬实力，又需锤炼深入实践一线、提炼本土经验的田野洞察力；既要通晓产业规律与技术前沿，又要深谙跨区域治理的协同艺术。唯有依托于稳健发展的学科共同体和源源不断的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梯队，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才能愈发深厚，避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强化研究平台与数据支撑。理论创新的深度、广度与可信度，高度依赖于高水平研究平台的支撑与高质量数据资源的赋能。推动国家级核心智库网络的协同联动至关重要。应整合现有优势科研机构（如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区域所属重要研究智库），明确功能互补，构建服务于国家湾区发展战略的“大脑”集。其核心使命不仅是政策诠释与问题应策，更在于前瞻性理论创新与实践方案预研。这一平台的基石是构建统一规范、口径一致、深度整合、安全共享的高质量综合数据库，覆盖湾区多维要素流动（人口、资本、技术、商品）、制度运行效能（市场壁垒指数、规则衔接度、政务协同效率）、产业发展图谱、生态环境足迹、社会民生福祉等核心领域，打破“数据孤岛”与口径壁垒。数据的价值在于深度挖掘与应用，因此需大力鼓励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域的联合攻关机制。通过设立湾区重大研究专项、实施PI负责制下的开放课题研究、建立短期访问学者交流工作站等方式，集中优势力量对湾区演化深层机理、复杂系统动态仿真（如多主体建模）、未来情景预判、国际比较新范式等基础性与前沿性难题进行突破。坚实的平台与数据基础，是构建学术话语公信力、提升研究成果政策影响力的底层支撑。

理论影响力强化与扩散

理论的伟力最终在于应用，构建贯通“研—策—产—社”的高效转化通道是价值实现的命脉。核心在于建立研究成果向多层级、多类型决策需求精准落地的有效机制。面向政策制定者，需优化智库成果报送筛选、研讨论证与采纳应用流程，探索“研究者+决策者”的嵌入式研究模式，提升研究成果向国家政策、区域规划、地方试点的转化效率。面向市场主体，应探索构建研究成果向企业战略咨询、产业地图指引、未来技术路线选择、风险预警发布等服务的常态化输出管道。权威知识产品的系统性积累与普及是体系成型的鲜明标志。亟须组织相关领域核心专家，编纂融合理论成果、中国经验与全球启示的标志性教材、理论专著与年度发展报告，成为高校教学、干部培训、企业高管研修的核心读本，实现知识向治理能力与经营智慧的实质转化。

中国湾区智慧的全球回响，既是知识体系成熟的自然外溢，更是塑造国际话语场域的战略必需。中国湾区实践承载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践行多级协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重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理念，其全球意义亟待系统阐发。因此，必须变被动解释为主动设置议题、引领国际讨论议程。通过在联合国、世界银行、APEC、知名湾区论坛等主流平台设立“中国湾区发展”专项议题，组织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舰报告，用融通中外的叙事逻辑和经得起验证的数据经验，全方位展示湾区建设的中国思路、制度效能和民生成果，生动“讲好中国湾区故事”，传播蕴含东方智慧的区域协调发展新范式。更深层次的参与在于积极投身并引领全球湾区治理规则与标准探讨。在气候变化（如湾区碳交易规则）、航运与港口协作（如智能港口标准）、数字贸易、绿色金融、跨境数据流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领域，及时总结中国湾区（特别是粤港澳、浙江、福建等前沿地区）探索形成的特色规则与有效实践，凝练上升为具有普适价值的提案或标准草案（如推出“智慧湾区建设标准倡议”），在国际规则磋商舞台上贡献富含洞见的“中国方案”。最终，推动“中国特色湾区经济”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发展指标（如体现协调发展度、共同富裕度的评价指标）乃至制度工具（如粤港澳的制度衔接机制、浙江的产业大脑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讨论区域发展的常用语汇和分析框架，实现从“输入”国际理论到“输出”中国概念的伟大跨越，为构建基于平等、包容与共享的全球区域发展知识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为全球湾区发展新范式的历史性演变注入东方智慧的不竭源泉。这亦是中国特色湾区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终点与崭新征程的发轫点。

本文摘编自《区域经济评论》2025年第5期